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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纪行:李鸿章故居

(原创)
  • 发表日期:2017-03-18
  • 点击数:40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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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合肥,过去是庐州,是自西周置古庐子国。隋朝设置行政单位,至公元1912年废,治所为今安徽省合肥市。以庐州为代表的庐州文化,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,蕴育出庐剧等优秀戏曲。

       这里人才辈出。过去有包公,近代有李鸿章。

       上次去合肥还是2001年,时间也短。这次过合肥,刚好有大半天时间可以停留,就去访访古吧。第一站,我选择的是李府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 李鸿章故居位于今合肥市中心的淮河路步行街中段,是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。布局整齐,结构严谨,雕梁画栋,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,由南向北依次分为大门、前厅、中厅、走马楼(小姐楼)。

       进入大门,行数步即到过厅。厅正中是座屏风,上方高悬一块匾额,上书“钧衡笃祜”四个字,钧衡,比喻国家宰相一类重臣;笃是厚的意思;祜是大福。意思是李鸿章官显福厚。这四个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御笔所赐,以褒奖他对大清帝国的功绩。过厅过去为来客稍候,待佣人通报后再入中厅与主人会面之处,现兼作展厅之用。厅内展示与李鸿章有关的各种图片、资料和实物。展览分“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、李鸿章与淮军、李鸿章与洋务运动、李鸿章与外交以及毁誉参半的一生”等五个部分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 中厅又称福寿堂,堂高9米,是现存江淮地区最大的晚清私人住宅厅堂。每扇格门上都雕有造型精美、典雅的图案,房梁全是斗榫,不用一枚钉子。大梁两头都雕成象头形,寓意吉祥(象)。正上方的横梁上雕有“佘太君祝寿图”,人物造型栩栩如生。东西两厢是李氏后人的书房,清雅疏阔,青砖漫地。中厅上方的长几上,摆有一只古钟,左边一面镜子,右边一面花瓶,寓意这具家宅“终(钟)生平(屏)静(镜)”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 中厅的正中,四根木柱正好构成一个开间,木柱的一左一右,各为一个开间,加上东西两面厢房,形成了明三暗五的格局,颇具江淮地区富宅的建筑特色。东厢房是书房,里面的博古架称为“过桥式”,左右两部分正好可以重合在一起。原理出自中国古代阴阳互补理论。左边摆放的楠木书架,正好可以装下一部《二十四史》。

 

        推开把前院与后宅严密隔开的屏门,即是典雅古朴的小姐楼。楼与前院中间有道墙,墙中间的门,便是二门。墙门把小姐楼与外界严密隔开。男子严禁进入二门半步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 小姐楼又叫“走马楼”,是李府女眷住的地方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 小姐楼后一进的楼上摆放着古老的绣床、雕花的梳妆台、大理石面的圆凳,床、台、凳都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红木家具。屋内一个漂亮的粉彩瓷礅,放在红木梳妆台前,古色古香。

 

       小姐楼造型独特,为一封闭回廊式木楼,楼下正中的一方天井,上承天光,下接地气,符合阴阳调合之风水学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 楼上东首第一间据说是李鸿章幼女菊耦(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)所住,正中则是老夫人所居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 李鸿章家的子孙发展的很好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 张爱玲就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 李府中有很多展览。李鸿的书法艺术,通过其存世的大量墨迹,我们看到了他书法的非凡功底,是位造诣甚深的晚清书法家。


 

 

        他题写的匾额。

 


        李鸿章的生平可以说是半部近代史。

       李鸿章(1823年2月15日—1901年11月7日),晚清名臣,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,安徽合肥人,世人多尊称李中堂,亦称李合肥,本名章铜,字渐甫或子黻,号少荃(泉),晚年自号仪叟,别号省心,谥文忠。作为淮军、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、洋务运动的领袖、晚清重臣,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,授文华殿大学士,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《越南条约》《马关条约》《中法简明条约》等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“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”,慈禧太后视其为“再造玄黄之人”。与曾国藩、张之洞、左宗棠并称为“中兴四大名臣”,与俾斯麦、格兰特并称为“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”。

       当然,李鸿章的发展,与他的父亲是有关的。所以说培养一个贵族,需要三代。

       他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登道光戊戌纽福保榜进士112名,殿试三甲,朝考以主事用,与林则徐之子汝舟同年服官刑部。1841年会试外廉官,始为部中主管广西、奉天、山西的司员,督理提牢厅兼行秋审处。后为四川主事、云南员外郎,督捕司郎中,记名御史。

       李鸿章的成长,正是与曾国藩有关。1845年(道光二十五年)入京会试,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,学习经世之学,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。1847年(道光二十七年)中进士,列二甲第十三名,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。同时,受业曾国藩门下,讲求经世之学。1859年(咸丰九年)十二月赴江西建昌,入曾国藩幕府。曾氏本人身体力行,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。如李爱睡懒觉,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,逼李每日早起;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,曾多次正言相诫:待人惟一个“诚”字。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,曾则大谈“挺”经。如此苦心孤诣,使李鸿章的思想、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。李鸿章自称:“我从师多矣,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,其随时、随地、随事,均有所指示”。又说“从前历佐诸帅,茫无指归,至此如识指南针,获益匪浅。”曾国藩生性“懦缓”,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;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,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。
      咸丰十一年李鸿章组建淮军。淮军到沪未及一年,“尽改(湘军)旧制,更仿夷军”,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,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,大大提高了战斗力;同时,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,兼收并蓄的措施,扩充实力在掌握地方实权后,他在江苏大力扩军,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、七万人,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、战斗力较强的一支武装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太平天国失败后,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,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。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,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,当时,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,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,固然是因为湘军“暮气已深”,更重要的是,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,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而李鸿章则认为:“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,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,俟大局布稳,仍可远征他处”,他并进一步看到“目前之患在内寇,长远之患在西人”,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,不止于“靖内寇”,更在于“御外侮”,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。
       李鸿章的重要功绩是办洋务。1865年,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,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,在曾国藩支持下,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,与韩殿甲、丁日昌的两局合并,扩建为江南制造局。与此同时,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,扩建为金陵机器局。同治九年,调任直隶总督,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,并扩大生产规模。于是,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,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,已如他自己所言“练兵以制器为先”。尔后,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,他又进一步得出:“中国欲自强,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。欲学习外国利器,则莫如觅制器之器,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。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,则或专设一科取士,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,则业可成,艺可精,而才亦可集”,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。

 

 

      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,责任愈巨,视野愈阔,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,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,原因在于“患贫”,得出“富强相因”,“必先富而后能强”的认识,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“求富”。

       清朝中叶以后,由于京杭运河淤塞,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。同治十一年底,李鸿章抓住时机,督办创立了“轮船招商局”。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,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。它承揽了朝廷“官物”运输一半的运量,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。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,后以唐廷枢为总办,徐润、朱其昂、盛宣怀为会办。由此奠定了“官督商办”政策的基调。

 

 

        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、轮船招商局。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,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。

       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,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。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,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。此外,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。

 
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 李鸿章还很有远见地推动军事留学交流。他认为“德国发奋为雄,其军政修明,船械精利,实与英 、俄各邦并峙”。而从地理因素上分析 ,“该国距华较远,并无边界比连”,在两国关系上“亦无传教与贩卖洋药等事”,且“该国素敦友谊”, 因此,“亟应及时联络,师彼长技以助我军谋” 。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甲午一战,天下骂名。 

      义和团运动后,八国联军打入北京。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并连续电催其北上。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,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,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,不要再北上,以免又成为替罪羊。李鸿章还是到达北京。由于心理压力巨大,李鸿章病倒了,他在拜会英、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,一病不起,故作拖延以“漫天要价”的联军沉不住气了,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,一个耗尽“中国财力兵力”的“议和大纲”终于出笼。1901年1月15日,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“议和大纲”上签字。国人声讨又起:“卖国者秦桧,误国者李鸿章!”

       有文字说,不知是否可信,确也合情:《辛丑条约》签字仪式,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。奕劻虽然手在抖,对李鸿章说:这个字由我来签吧。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: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,庆王以后的路还长,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,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!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,再一次大口地吐血。

       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“紫黑色,有大块”,“痰咳不支,饮食不进”,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。而后病逝北京。死前留下诗一首:劳劳车马未离鞍,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,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,落日旌旗大将坛;海外尘氛犹未息,诸君莫作等闲看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《李鸿章传》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。书中写到:“当戎马压境之际,为忍气吞声之言,旁观者尤为酸心,况鸿章身历其境者!”
      梁先生说: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,无可疑也。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,无可疑也。梁启超说他“敬李鸿章之才”,“惜李鸿章之识”,“悲李鸿章之遇”:

      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,李鸿章一人不足惜,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,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,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,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。西报有论者曰:日本非与中国战,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。其言虽稍过,然亦近之。不见乎各省大吏,徒知画疆自守,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,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?即有之,亦空言而己。乃至最可笑者,刘公岛降舰之役,当事者致书日军,求放还广丙一船,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,此次战役,与广东无涉云云。各国闻者,莫不笑之,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。若是乎,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。以一人而战一国,合肥合肥,虽败亦豪哉!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。法越中日两役间,此论极盛矣。出于市井野人之口,犹可言也,士君子而为此言,吾无以名之,名之曰狂吠而已。李鸿章之败绩,既已屡见不一见矣。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,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,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,亦渺不可复睹焉。念中国之前途,不禁毛发栗起,而未知其所终极也。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在合肥,李府呆的时间最长。心情也最为复杂。历史的发展是一代代人的努力,当今的发展,应该有李合肥的贡献。而李鸿章所面临的危局,也是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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