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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康定的茶马秘史

(原创)
  • 发表日期:2007-05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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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30年代的康定









文/焦虎三 图/钟健 洛克 庄学本













 





1939年元月一日,在中国近代史上,这一天被浓墨重彩载入史册的有两件大事:其一,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,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、撤销他的一切职务,并密令戴笠着手制定针对他的暗杀计划;其二,在离重庆西南400公里远的一个小城——康定,国民政府一个新的省份——西康省成立了,康定就是它的省会。
1939的康定,依托其独特的地理优势,俨然已成为茶马古道的中心城市之一了。










 
康定东关茶马一条街













日暮途穷的“公兴茶店”





康定过去叫打箭炉,这一名称最早源于《明史》。据说,古时西藏的桑耶地方,有个叫诺布桑波的人,是第一个成为商人的藏族人。他曾走遍全藏,最后到了木雅贡嘎东边藏汉共处的打箭炉。回到拉萨不久后,他就带着一支500多人的商队,用骡子驮着麝香、鹿茸和牛羊皮到打箭炉出售,换回宝贵的茶叶,还有丝绸、瓷器、烟草这些藏区希罕的物品。在打箭炉,藏汉之间的贸易就这样开始了。
学者任乃强先生在《西康诡异录》一书中对于上个世纪初内地商人在西康社会的活动,有着诸多生动而有趣的描摹。任先生为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,曾长期餐风露宿,徒步千里赴西康考察。在任先生看来:西康尊重商人,卑贱农工,社会阶级,商人在官吏与喇嘛之下。此其原因“与宗教有很大关系。”“僧侣为坐食阶级,日用物品,不能自致,不能不仰给商贾,点缀寺院,当求华美,以动人之羡慕,势需绢绸等物,需转运于千里之外,亦不能不仰给于商贾也,于是各喇嘛寺有商人,各土司家有商人,因喇嘛、头人经商而商人地位益高。”而对于内地商人在西康社会地位的辨异,任先生认为:宋代以前,番汉商旅,以打箭炉与西宁为界,汉下入番,番不入汉。元代西征后,始有陕商入康。清季西征后,始有川商义藏,皆有武力宣传之后,番敬汉人,故亦敬汉商。草地商人,大都为喇嘛、头人、汉人,此其所以足贵也。对于汉商之所以在西康受到欢迎乃至受人敬重的原因,除了历史与政治的原由之外,汉藏贸易为汉藏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,汉藏贸易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,我个人认为,其实才是根本。康地汉商的作用,早已超越单纯的经济贸易层面,而全面深入到汉藏两地社会、政治、文化、民族、历史等各个领域,其核心人物“汉商”,焉能不受重视。在任先生的记叙中,“西康汉善,陕人多于川人数倍,资本之雄厚,规模之阔大,态度之佳良,目光之锐敏,在康地商人中,皆为首屈。”用今天的话来讲,汉藏商人在西康经济活动中,诚信守约,而汉商善良宽容,态度佳良,又颇有实力,加上思想前卫,目光敏锐,这样的商人,何时何地,都是会让人肃然起敬的。





 










深入西藏的茶马帮





20世纪30年代,康定早已成为闻名于世的藏汉贸易的中心城市,是与上海、武汉齐名的三大商埠之一,形成汉商(川、陕商)、藏商(寺庙、土司、头人等)和外商(尼泊尔、印度等)三大商贸集团。汉藏物资大量交流,英、印货物充斥康藏,甚至进入内地,而汉藏贸易间,茶叶又是主要贸易商品。汉商方面仅据康定一地。据1937年年初对康定的一次商业统计,川陕汉商,即有边茶、麝香、赤金、生药、皮货、布正、绸缎、草烟、洋货、熟药、藏产品、纸张等13个行业共222家,资本总额大洋391.91万元;藏商方面,康藏高原、喇嘛寺庙遍布,在政教会合一的体制下,大小寺庙都设有专门机构经营商业,有名的甘孜大金寺经商资本就在100—500万银元之间。各地土司、头人经营商业者也不少。而上世纪30年代经打箭炉输入内地的香、鹿茸、皮张等藏区物资总值达2,450,428元,其中80%用于易茶。
1939年的康定,一个弹丸小城竟成了商家必争之地。街面上,人来马往、店铺林立,锅庄、药铺、赌场、烟馆错杂其间,从达官显贵、有钱商人到驮脚娃、兵痞流氓,林林总总。沿折多河边的陕西街,远涉经商的老陕们薄酒一杯相逢故人;两湖会馆中供奉着夏禹王的禹王宫前,操着湖广口音的商人们烧香拜佛;秦晋会馆中精明的秦晋商人互称兄弟,各打肚皮官司;头缠红头绳的康巴商贩与四川商人在酒店中把酒言欢、酩酊大醉。而此时西康省匆匆忙忙成立了西康最大的“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”,并要求所有茶商一律统一到康藏茶叶公司旗下,不允许私自卖茶入藏。










荥经进经姜家大园














1939年对于四川雅安荥经县姜氏家族而言,无疑是这个商海巨富家族由盛转衰的分水岭。这个从清代相传至民国的茶叶大户,祖业从清嘉庆年间在北京立案“请引”设店办茶厂算起,经商之路几乎是风和日丽,一代上一个新台阶。姜家茶店“姜公兴”是民国初年姜永寿继汞其光绪年间祖业“华兴店”而开办的。姜永寿民国初年是地方的商长,他办事老练智慧,精于茶叶真伪优劣的鉴别之道,人称“茶状元”。他将姜记“华兴店”更名为“裕兴茶店”,年产边茶值十万两银。1915年,在他又将“裕兴茶店”更名为“公兴茶店”时,姜氏茶业已达到年产边茶四万余包的规模,俨然成为当时茶业之首很长一段时间,姜氏茶业精工制作生产的“仁真杜吉”砖茶品牌,一直是西藏高僧贵族乃至达赖、班禅的主要饮品。“仁真杜吉”的汉语意为“佛座莲花台”,姜氏兄弟对自家生产的康砖和金尖茶叶的品质是如此在意,以至在每包“仁真杜吉”茶色上一一加上了用金箔印的姜家茶牌标志图——金刚杵摇铃;而“仁真杜吉”的品牌效益是如此之大,以至它在西藏几大寺庙饮购的雅茶中占有绝对的垄断性,其声誉在藏区一直长盛不衰。
但“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”成立后,生意似乎再也不好做了。在康定自家“公兴茶店”分店的商铺内,姜氏兄弟正商议着何去何从:姜氏兄弟正商议着何去何从:加入“康藏茶叶公司”,便意味着自家的肥水注定要流入他人之田;而不加入“康藏茶叶公司”,却又无法贩运茶叶入藏。在这一年,姜氏兄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把钱投资到了一个做绸缎生意的远房亲戚处,那个亲戚凭借姜家的巨额投资,赚了大钱,在香港、上海、成都都开了自己的铺面。
不久因姜家停止运茶进藏,西藏的高僧喝不到“仁真杜吉”很着急,为此寺庙还专门派人来到荥经,找到姜家询问原因。由于从雅安经康定再进入西藏的道路被刘文辉把持,被逼无奈的寺庙中人选择了一条前所未闻的道路力图将“仁真杜吉”运入西藏:背夫将茶从荥经背到雅安,坐竹筏到乐山,乘轮船到武汉后,通过火车转运到广州,经远洋轮船到印度,最后从印度进入西藏。这次运输虽然成功了,但由于运输成本实在太高,西藏的寺庙在运过这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来找过姜家了。
1939年的年末,曾经边茶年产值达数十万银两,堪称当时商界巨子的姜家,伴随着“仁真杜吉”品牌的消失,黯然退出了茶马交易,不久后,他们在外地合伙的那个亲戚忘恩负义,赚了钱后只将借来的本钱还给了姜家,其余的全部占为私有。六年后,姜家偌大的产业终于被彻底拖垮。





 
















锅庄老照片













包家锅庄的历史片断





1939年4月,天气已经开始慢慢变暖,听说别的锅庄里都有马帮、骡队来了,可是,邦达昌的商队却不见踪影。“邦达昌的商队会不会去住别的锅庄了?”包家锅庄的女主人包玉环心里不踏实,一有空闲,她就到其它锅庄门前挨个挨个地张望。她到城门楼边的“西康牧运公司”院落里看了看,里面几个苦力正在卸下一捆捆的砖茶、金尖茶和紧茶,院落的另一角,整齐码放着即将输入内地的麝香、鹿茸与皮张。
整整一天,看遍了康定城,邦达昌的骡马队却仍然没有影子,包玉环有气无力地朝回走去。这时的锅庄,对于包家人而言,俨然就是一家老小安身立命的“饭碗”;对于康定而言,这种集交易所、货栈、食宿店为一体的独特商贸组织,就是当时城市最具标志性的建筑。
关于康定锅庄的由来,一说其藏语意为“代表”。是土司属下各地头人派来侍奉差役的“办事处”。随着土司势力的衰落和茶贸易的兴隆,原来的锅庄逐渐改变了性质,成为商旅云集的处所。而据有些历史学者考证:从明朝开始,康定一直都是汉藏交易的重镇,藏商和汉商经常来往康定经营商业。他们赶着驮载土特产品的牛群到达康定之后,就用三个石头支锅熬茶。这三块石头被称为安家立灶的“锅桩”,意为放锅的桩头。后来康定城里的藏民在这些熬茶的地方修建起房屋,为远道而来的商人提供食宿,这些大大小小的旅店便被改称为“锅庄”。这种称谓的演化,也与茶马互市的进化历史不谋而合,一方面,它扣合了现实经济生活中茶马互市从个体向规模与集约跃升的进程;另一方面,大量中转地的出现,更直接满足了茶马互市中贸易发展的需要。从语言学角度而言,康定锅庄的产生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:藏汉民族之间语言不通,进行直接交易有一定困难,因而需要在汉藏民族贸易中有一种中介商人,沟通商业信息和汉藏商之间的贸易。





 










康定的茶庄之一。(庄学本 摄于1938年)










康定茶庄的甲朱娃。(庄学本 摄于1938年)










康定茶庄分包的茶工。(庄学本 摄于1938年)














锅庄与北京的四合院相似,小锅庄只有一个院子,大锅庄有两三个院子。在顾彼得的回忆中,1939年的康定锅庄是城内规模宏大的建筑,带有一个可容纳牛马的大院落,有一到两个厢房用来存放货物和给带货的西藏商人住,其余房间则归女主人和她的家人所有。
1939年的康定,“锅庄”和“缝茶”两大特殊行业,成了茶市一道独特的风景。锅庄是类似内地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货栈。到康定贸易的藏商分别与各家锅庄有着稳定的主客关系,并不自由选择。如邓科、德格、白玉的藏商必须住白家锅庄;瞻对藏商必须住王家锅庄,呷洛藏商必须住木家锅庄等,除非该锅庄破产歇业。即使暂时歇业,一旦重新开张时,原来的主客关系又予恢复。藏商在康定经商时期,其食宿均由锅庄主人负责供给,不计费用,主客犹如一家,关系十分亲密。






康定锅庄






锅庄在康定茶马贸易中扮演了最为直接与活跃的角色,它既是供过往茶商和驮队食宿之地,又是贸易的中介者。康定茶马贸易的成败,很大程度上,与锅庄的信誉和经营者管理水平的高低息息相关。这时,藏地的土特产品、药材、羊毛、皮张、黄金和来自汉地的边茶、绸缎、粮食、生产生活用品云集康定,堆放于锅庄中;藏、汉、回等各族商人在锅庄中介下互市和交换,生意兴隆,财达三江。在交易中,藏商销售土产和购买茶叶等活动,均委托锅庄主人与汉商交易,成交后,锅庄主人按总金额收2%~4%的“退头”(即佣金),让人不可思议的是,担当这种“中间人”的多为锅庄中年轻漂亮、精明能干的女子,当地人叫她们“沙鸨”或“阿加”。由于藏商的营业额往往数万藏元,锅庄的收入亦十分可观。而康定茶商要争取买主,也千方百计巴结锅庄主人,没有锅庄主人的牵头,茶商将一筹莫展。这就构成茶商与锅庄的密切联系,有的甚至互相通婚,建立姻亲联系。
而在更早的一段历史岁月中,鼎盛时期的康定城共有48家锅庄,经考证,他们大多来自明正土司的大小管家。专门为土司掌管经济、商贸、放牧、养猪、种菜、差徭、歌舞,可见锅庄的先辈为明正土司的家臣,来自不同的领地,迁入康定为明正土司掌管事务。到了1939年,余下30家,其中最大的便是位于折多河和雅拉河交汇处的包家锅庄。1939年的包家锅庄富甲一方,位居康定各锅庄之首。每年最低成交额在30万元大洋以上,最兴盛时期曾高达80万元。
失望中,包玉环回到了家中。她家的锅庄四周高墙环绕,仅一门相通。房中有三个院子,占地4000平方米,房屋建筑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,客房多达数十间。此时,黄昏中的包家锅庄,墙头或天井,遍植嘛呢旗杆,厉风中,经幡飘动,呼呼作响。站在那似乎广大无边的天井中,包玉环抬头看了看天边的云朵:“山上不会还在下雪吧?”
她身旁的天井,畜粪满地,一旦客人来了,这里是商人骡马惟一的饲养之地。包玉环满怀心事向后院走去,宽大的房舍内,人汗、马味、药材、兽皮味、牛粪味和木板的干燥气息弥漫四周。后院,十几位“甲朱娃”正在缝茶包——为便于高原上骡马和牦牛的长途运输需要,从内地运来的茶叶,必须由号称“甲朱娃”的缝茶工重新缝制包装。
此时,一些包装工们正用水将生牛皮发软、割好,几位手脚麻利的“甲朱娃”一边在用刀片将竹篾包装的长条包子一条一条拦腰割断,这是销往周边地区的“花包”,路近而通坦,包玉环很放心地走了过去,只是在缝制“满包”的几位“甲朱娃”面前,包玉环不放心地停下了脚步,从篾兜中取出的茶叶,已一分为二整齐地堆叠在一边,重3斤的12个茶砖分为一组被整张牛皮满裹满包着,几位“甲朱娃”正在密密缝合着牛皮。对于将要跋山涉水输送到西藏的茶砖,哪怕牛皮袋有一点点疏失,后果也是致命的。“自家锅庄的脸比什么都重要”,包玉环心想。她仔细观察了缝制“满包”的几位“甲朱娃”一会,客气地又对他们叮嘱了一番,终于,返身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








茶业信函










茶业信函










老字号的黄昏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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仓央嘉措《故乡.爱人》




那一天
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
蓦然听见你诵经的真言





那一月
我摇动所有的经筒
不为超度
只为触摸你的指尖





那一年
磕长头在山路
不为觐见
只为贴着你的温暖





那一世转山
不为修来世
只为途中与你相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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